曾宪梓并非香港超级富豪，但其知名度却挺高。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几乎无人不知“金利来，男人的世界”这句广告词。曾宪梓也由于这句广告词及他热心祖国教育事业和公益事业的慷慨举措，而善名远扬。

　　作为一个六十年代后期方定居香港，仅靠六千元资本起家的亿万富豪，曾宪梓的创业历程颇富传奇色彩，足以为今日之有志青年借镜。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曾宪梓出生于故乡广东梅县乡间。尽管其父在泰国经商小有成就，但曾宪梓并未在父亲这棵大树阴下乘过凉。因为他刚满四岁，父亲便不幸病逝。所遗生意由叔父负责经营。而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泰国，曾家在泰国的产业被劫掠一空。失去父亲的接济，曾家经济状况大不如前，许多从前常来往的亲友现在连门也不登了。小小的曾宪梓，很早就体会到世态的炎凉。由于家贫，曾宪梓读完小学后便无力继续上学，直到二九四九年后，十六、七岁的曾宪梓才在人民政府的关照下免费上了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后来他又考上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工作。这段经历使曾宪梓刻骨铭心，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举措均与此有关。他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很穷，是新中国培养我成长。没有新中国，我也无法受教育，也没有今天的成就。”

　　一九六三年，曾宪梓大哥曾宪概多次来信催促他们前往泰国团聚。曾氏遂携母经港前往泰国。由于当时申请前往泰国手续繁杂，为办签证，曾宪梓在香港呆了整整一年。这段时间，他替兄长在香港采购领带，经常进出领带厂，逐渐了解了领带制作工艺。在泰国住了四年，曾宪梓在大哥的宏善金狮领带公司工作，学会了领带制作技术。但泰国的气候和环境令他不习惯，他决心返回香港发展。

　　一九六八年，曾宪梓回到香港，靠叔父接济的一点钱租了一间六十平方米的房子，用作一家六口人的住宅兼工作作坊。余下六千元，曾宪梓用来购买了点制作领带必须的工具及布料。庞大的金利来商业王国就从这里开始起步。曾宪梓自认为他的幸运数字是“六”。后来他发达后，所购房车的车牌不是“六六六”，就是“六六六六”。他说，这几个数字正好代表了他在香港刚开始创业的情景：他一家六口人(母亲、妻子、三个儿子)，住在六十平方米的单元房里，用六千元资本起家，每天必须卖出六十条领带(五打)方可收工回家。曾宪梓夫妇每天晚上在家制作领带，白天便由曾宪梓在游客较多的繁华街区沿街向当地一些洋服铺及小商贩推销。每天卖出五打，方能赚五十元，这样才够一家老小生活。曾宪梓开始时走的是低价路线，希望能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取胜。不料市场反映并不好，尽管价钱已压得很低，但还是没什么人买。

　　曾宪梓是个聪明人，他决定改走高级路线来试试。他首先买来四条外国名牌领带，仔细分析、解剖它们的结构和制作工艺。然后，又买来高档面料，以此为样本，精心制作出四条领带。曾氏将这几条领带与外国名牌领带混在一起，拿去洋服店让专家鉴定，结果真假难辨，证实了曾氏的工艺和制作水平已有较高标准。高兴之余，他赶紧进了一批高级面料，制作了许多领带，送到洋服店中。谁料当时香港的洋服店老板从不在香港进货，他们对曾氏的领带没有信心。曾宪梓后来回忆道：当时我要逐一游说洋服店老板让我的产品寄卖。有一回，一位洋服店老板见我衣衫简朴，竟将我赶出来。当时我禁不住流下眼泪。回家后，想想自己确有不注意之处。于是次日便衣着整齐再去该店，向老板赔罪，并请他饮茶。那位老板被我一番诚意所打动，竟收下我的领带，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创业难。若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之辱，吃人之所不能吃之苦，岂能成就大业？曾宪梓的辛苦并没白费，他的产品货正价平，很快为消费者所接受。曾氏更进一步发展到自行设计领带式样，并采用高档的泰国丝作面料，生意不断扩大。一九七零年，曾宪梓注册成立了金利来有限公司。据说，曾宪梓刚回香港时，其领带曾用大哥公司商标“金狮”为其品牌，但一位嗜赌的朋友劝他说“金狮”本地话的谐音是“定输”。港人好赌，肯定不喜欢买，不如改个名。于是曾氏成立公司时就将它改名为“金利来”，以讨个口彩，为大众所接受。

　　公司成立后，曾宪梓的家庭作坊显然不够用。于是他先是在外面租了个地方，待慢慢积累了点资金，又在土瓜湾开办了他的首家工厂。曾宪梓真正发达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在父亲节前，曾宪梓曾在报上为金利来作了一个小广告。也是机缘凑巧，合该他发达。当时正好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文革”告—段落后首次出访经过香港，预定要在香港体育馆进行表演赛。当时负责实况转播的香港无线电视台欲找商家赞助广告，该台营业部经理在报上看到金利来的广告，就找上门来拉广告。当时预定广告费是每段三万元。曾宪梓表示愿意做广告，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三万元当时可买一套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该经理同意让曾宪梓分期付款。就这样，借着中国乒乓球队精彩的表演，“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这句广告词走进香港的千家万户，一时脍炙人口。

　　一九七二年，金利来公司搬出了土瓜湾的小厂房，迁入荃湾的工业大厦。曾宪梓更先后考察了欧洲各国的名牌领带厂，引进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使金利来领带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名气也不断扩大。一九七三年香港股市遭遇重大挫折后，造成百业萧条。但曾宪梓的金利来领带已闯出名牌，且售价比进口货便宜很多，市场占有率不减反增。当时一些大百货公司为减少资金成本，规定了进货限制额。这造成金利来无法进一步扩大销路。曾宪梓反复思考如何破解此难题，他从国外专卖店得到启发，提出在大百货公司里设立“金利来”寄卖专柜，这样可不占百货公司的资金。而盈利则由金利来与百货公司三七开。这样一来，各百货公司均设立了金利来专柜，曾宪梓并根据领带销售情况和顾客的反馈，不断推出新的款式，以跟上时代潮流，走在消费者前面。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金利来公司每年营业额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亚洲最大的领带制造厂商。曾宪梓称，“金利来”每年从欧美、东南亚、中国内地购进多种不同样式的领带布料，每年推出五千个花样款式，堪称世界生产领带款式之最。

　　曾宪梓在香港创业成功后，他又迅速出击，将“金利来”的企业扩展至中国内地及新、马、泰等地。金利来公司不仅生产领带，更开始生产高级恤衫、皮带、皮具、西服、运动装等。“金利来”的产品，不仅畅销亚洲，还远销欧、美，甚至为全球二千多个机构和团体制造领带，年销售额逾十亿元。一九九二年，“金利来”设于欧洲共同市场的总部开业；一九九三年，金利来集团又迁入其位于沙田的金利来大厦；同年底，广州金利来大厦也正式破土动工。

　　曾宪梓人在香港，心系祖国。内地改革开放后，曾宪梓率先回家乡，捐资于各项公益事业。仅在梅县一地，他就捐了数千万元。一九八九年二月，他更在梅县家乡投资兴办了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引进世界最先进的西德生产线四条，年生产能力将达上千万条。曾氏并宣布，他在银利来中的获利，全部捐给梅县当公益金，其中百分之二十是给梅县嘉应大学作为办学经费。曾宪梓认为，国家要强盛，必先从培养人材作起。从八十年代以来，他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已捐出了数亿元。曾宪梓手上戴的手表已用了二十余年，身穿的西服是“金利来”产品，脚上穿的鞋子亦是三年前买的。他曾对记者表示：“只要曾宪梓不死，‘金利来’不破产，我对祖国、对同胞的回报就不会停止”。在接受日本电视台访问时，问及他最大的愿望为何时，曾氏回答没有愿望，只有理想：“办好事业、奉献社会”。他称自己最感欣慰的是在人生中，成功地应用“勤俭诚信”这四字座右铭，创造了中国人用中文写出的世界名牌。

　　曾宪梓爱国爱港。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基本法起草之时，他担任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极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为基本法的顺利起草贡献意见。基本法完成后，他又努力在香港推介基本法。曾宪梓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曾宪梓有三个儿子。他对儿子要求很严，希望他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闯出一条路来。